杨勇，字东波，1929年出生在永嘉县上塘镇东山下一个读书人家庭。祖上世代读书，父亲也是识字懂文的贫苦种田人。年幼时仅读过私塾，小学毕业，中学仅读半年就辍学了。杨勇当过小学教师，又在永嘉警察局做过文员，后考上江西陆军军官学校，毕业后随国民党军队曾与解放军作战，在天津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，后释放回永嘉老家。1951年3月去香港，1959年从香港私立新亚书院中文系毕业，1968年香港大学硕士毕业后，曾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助教、副讲师、讲师、高级讲师、教授及台湾高雄师范大学研究所教授等职。

　　上世纪50年代以来，杨勇到香港后师从钱穆、伍叔傥、饶宗颐诸位大师，一生从事六朝文史的研究和教学，成果显著，出版著作有《世说新语校笺》、《陶渊明集校笺》、《洛阳伽蓝记校笺》、《杨勇学术论文集》等。1990年退休，现居香港。

　　一个偶然机会聆听了复旦大学教授骆玉明有关《世说新语》的讲座，留下深刻印象。骆先生是复旦的著名教授，与章培恒教授合著的《中国文学史》闻名遐迩，一时洛阳纸贵。他在讲座中说，目前笺注《世说新语》的版本众多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三个版本。

　　一是著名目录学家、史学家余嘉锡先生的《世说新语笺疏》。该书作于1937年至1953年间，耗时16年。作者去世多年后由其女婿周祖谟、女儿余淑宜整理出版。该书是目前《世说》作品中的最佳版本。

　　二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徐震■的《世说新语校笺》。徐笺完成于1978年，1984年由中华书局刊行，分上、下两册，列入“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”。

　　三是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杨勇的《世说新语校笺》。此书初版于1969年，早于余、徐两先生的版本，1969年由香港大众书局出版，“出版不久，旋为台北数出版社所翻印，销售量之大，令人惊喜”。2000年5月台北正文书局又出修订版。中华书局于2006年引进正文书局版权，于2006年6月出版，首印4000册，未及一年售磬，2007年5月又重印，由此亦见其影响，为《世说》作品中收集资料最齐全、观点最新颖的版本。

　　杨勇先生是我们特地赴香港采访的温州学人。

　　杨勇居住在香港元朗锦绣花园，这是个远离喧嚣的幽静住宅区。加拿大风格的别墅，前有围墙，后有花园，不宽的柏油马路两旁停着各种品牌的汽车，行人稀少。不时可听到躲在树丛中的鸟啼，使得居住区更为清静。杨先生的别墅是相连的两套，显得很宽敞。窗明几净的客厅里，一边恭恭敬敬地悬挂着万世师表孔子的拓片，另一侧是一幅意大利画家创作的杨先生年轻时的油画像，将客厅装饰得中西文化相映成趣。与杨先生从未谋面，但一腔乡音，使我们相识如故。耄耋之年的杨先生，戴着一副眼镜，头发斑白，脸上也有了寿斑，可是他的硬朗身板使我们难以相信他的实际年龄。不仅如此，他的思维之敏捷，声音之宏亮，精力之充沛，我们都自叹不如。

　　趁着采访之前的空暇，他热情地将我们领到他的花园参观。花园确实很漂亮，草坪绿草如茵，围墙边种着几株高大的荔枝、柠檬和枇杷等树木，一株木瓜在空中还结着果实，在阳光下泛着光彩。绿阴下是一排摆放整齐的兰花，绿油油，生机盎然。种兰爱兰是文人的习性，从盆盆兰花中我似乎发现了杨先生的性情。

　　总算把“清谈”搞清楚了

　　金：虽然您客居香港，可是温州学界说起您仍引为骄傲。您的联络地址是龙湾的章方松先生给我的。来港之前，南戏专家胡雪冈先生来电话问我何时采访杨勇先生？我说，赴港的手续办好了就启程。听后他很高兴。我们报社门口的东南书店的书架上就有您的力作《世说新语校笺》，不时有人从书架上抽出翻阅。今天我们先说说您的《世说新语校笺》可以吗？

　　杨：《世说新语》是南朝刘宋时临川王刘义庆所作，其实为清谈之书，主要记载汉末、三国、两晋士族阶层清谈语言与事迹的故事。唐前传本仅为手抄本，据宋汪藻《世说叙录》可知，刘宋时已有陈扶本、激东卿本等版本。

　　我在《世说新语校笺》中解决了近人争论不休的问题，打开了研究《世说新语》的新途径——那就是关于清谈。

　　清谈，原为谈嘲，起自战国初年齐威王赘婿淳于髡。此人相貌平常，身材也一般，却是位学识渊博，能言善辩，又善于用隐语进谏的人，因其才智超群，被齐威王所重用。此后历代相承。至汉武帝时，太中大夫东方朔，更以性格诙谐滑稽而闻名遐迩，至三国清谈之风更盛。清谈或曰“滑稽”、“能言”，为士族才情所寄，无所不谈，谈学术、谈日常、谈人物等，即我们温州人所言之“闲拌”、娱乐。而此之前，包括清代大学者顾炎武在内,认为清谈出于清议，认为清谈即是谈老庄，实际上并不明白清谈的起源。我算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。

　　因此，《世说新语校笺》是我一部用力较多的书。我1961年起至1968年花了8年时间，搜集了240余种有关《世说新语》的资料，对《世说新语》进行系统整理，1969年9月由香港大众书局出版。1990年9月退休后，又不断访求当世有关《世说新语》新著一百余种，又穷8年之力，重新为之写定，修订旧作数百处，新增三万余字。

　　钱穆是我的恩师之一

　　金：是啊，是啊。听说著名学者余英时教授颇佩服您的《世说新语校笺》，称为“体大思精里程碑之作”。复旦大学的骆玉明教授也称您的《世说新语校笺》是目前《世说新语》最详实的本子。您的这些学术成就是不是与您的老师、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有着直接关系？

　　杨：钱先生是我一生中的恩师之一。我读香港新亚书院中文系时，钱先生为书院院长，本来他是院长，我是学生，也没有多大交往的。一个偶然机会，钱先生在书院举行演讲，我做笔记做得比较认真，能突出中心，钱师看后很满意。此后他到校外演讲就将我带去作记录。于是，我可经常得到钱师的教诲。1959年我的毕业论文《影宋本晦庵朱侍讲先生韩文考异补正》由系主任黄华表老师指导完成，而作文动因，则起于院长钱师的《朱子与校勘学》一文。我的文章完成、钱师取阅之后，表示肯定，并向系主任黄华表推荐留我在校当助教，同时把此文交与《新亚学术年刊》发表。

　　钱师为国学大师，一生道德文章，著作等身，办学育人，皆为楷模，我得益钱师教诲匪浅。还有饶宗颐先生，他是我硕士论文的指导老师，我的《世说新语校笺》就是在他的指导下完成的，亦为我之恩师。

　　金：在新亚书院您遇到了那么好的老师，为您一生治学植下根基。那么在此之前，您是在温州完成学业的吗？您是怎么到香港的？

　　杨：说来就比较复杂了。我出生在离永嘉上塘东山下，那是个穷困的山村。虽然祖辈世代读书，出过三代生员，祖父亦为读书人，可是到父辈家境败落，十分贫困。父亲为人善良，常帮乡亲打理乡间公众益事，也能懂得新知识种田。我七岁时在祖父身边读了3年私塾，后又在下塘第六高等小学读完小学。因青田阜山中学学费便宜，便到那里读初中，半年后还是因家庭贫困而辍学，回家当了初级小学的教师。一年后，到永嘉县（今市区）警察局当文员谋生，后来又考入江西瑞金陆军军官学校，毕业后在国民党军队任营长。在解放战争中，跟随国民党军队与解放军在东北战场作战，天津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，释放后回到永嘉家中。在家时，因口出狂言，被人诬告入狱，释放后于1951年3月离家去了香港。

　　当时的香港经济很落后，我又是初来乍到，人地生疏，过着流浪生活。我在启德机场割过草，在马鞍山矿场打过石子，又在黄大仙教过补习班，直到1955年秋天考入香港私立新亚书院，才开始正常生活。

　　创办于1949年10月的新亚书院，最初是借用一家中学的3间教室起家的，学生大部分是大陆来的，其中也有燕京、清华等大学的转读生。钱穆先生把唐君毅、张丕介等内地来港学者汇聚起来，使新亚教师阵营很为强大。我刚进新亚时是试读生，英文、数学成绩不怎么好，但半年之后就赶上了。我从1955年入学新亚到1990年从新亚退休，在这35年的岁月中，从未离开新亚一步，也从未离开过书本一天，兢兢业业，所有时间都花在教与学之中。新亚书院后来成了香港中文大学的一部分。

　　金：您的经历可真丰富啊。在香港您从军人转为文人，不论是生活习惯还是思想观念都要经历翻天覆地的转变，这个转变是很痛苦的，可您走过来了，成了大学者。那您写《谢灵运年谱》是否与谢灵运曾任永嘉太守，您与他在地域上或者心灵上相近有关？

　　杨：那当然。谢灵运是外地人，但他对温州却那么热爱，我当然也敬仰谢灵运。他除诗文之外，最见功德的莫过于在永嘉任郡守时为民造福的三件大事：劝民种桑织布；立学校命学士讲书和在乐清白石造水库等。这些都属有远大眼光，不沽名，不扰民，而百姓得以休养生息。

　　其实，谢灵运的死是很冤枉的。“朱雀桥边野草花，乌衣巷口夕阳斜；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”可见谢家之显赫了！因此也招来灾祸。谢灵运是个文人，手无寸铁，他是不会造反的。

　　学术研究受伍叔傥影响

　　金：您研究的《世说新语校笺》、《谢灵运年谱》和《洛阳伽蓝记校笺》等学术著作，是以魏晋文人为对象的；魏晋文人讲究名士风度，最突出的特点是个性意识的觉醒，他们是中国文化中最有人性深度的文人。对他们的研究是不是与您的个性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有关？

　　杨：那就是受我的恩师伍叔傥影响啊！伍师是瑞安仙降人，1897年出生。他是蔡元培先生当校长时的北大学生，与傅斯年、罗家伦等同时代。在抗战期间曾内迁到重庆中央大学执教。我到新亚时，钱师把他也请来教《文心雕龙》、《文选》等古典文学。他是个很有学问的大家，《世说新语》、《三国志》能一口气背诵。他上课瑞安腔很重，不少学生听不懂，而我听得很有味道，每次上课我都坐第一排。他问我听懂否。我说，每一句都懂。他很喜欢我。我后来向他请教我的研究方向，他就说《世说新语》是本很好的书，可以搞一辈子。于是我就走上了研究《世说新语》的道路。当然，也有个性上的原因，我的性格耿直，从不气馁，与《世说新语》中的人物个性相近。纵观我的一生，虽是曲折、艰苦，但总是向前、向上，而且永不言败，是坚持苦斗的一生。

　　非常之饼——楠溪麦饼

　　金：至今您的楠溪口音仍重，与您交谈明显感到您的乡情很浓。我曾读过您的一篇文章，其中写道：“我赴上海探亲，家母从乡间来，亦携麦饼惠我，乃恍然大悟：此麦饼者，非常饼也，乃其生命中最宝贵之巨物。八十三老母远道而来，简朴如枯木。身无长物，唯一为其顾复之情者，其生平杰作之麦饼也。……”读后我曾为之动容、感叹。您形容永嘉麦饼为“非常饼”，实为乡情、亲情、乡愁也。您与温州的联系一定很多吧？

　　杨：那是真情实感啊！我与温州联系甚多，也为温州做过一些事情。你一定知道原温州师范学院有个育英礼堂吧。这个礼堂的捐款就是我搭桥牵线引进的。那是1992年，时任师院院长的谷亨杰和魏敬先等到香港举办发绣展览。谷先生找我，要我帮助找建造师院大礼堂的捐助资金。我就找台胞何朝育及其夫人黄美英女士商量。何家夫妇很给我面子，当场拍板同意捐款。当时1200万元人民币是个不小的金额啊。记得育英大礼堂的碑记还是我撰写的。

　　还有水心的民进职业学校，是我与马骅先生商量后，跑到台湾找到吴昌涛先生，吴先生捐款70万元建成的。我还把香港的“关怀行动”引进市三医，为温州的残疾人送去义医，并建起了血液研究室。再就是为老家东山下村造路和市郊仰义建敬老院了。我把这些看成是我对故乡的报答，人总是要有感恩之心的。我做这些事，有兴趣也觉得特别愉快。

　　杨勇先生为家乡做了很多好事,自己的生活却非常简朴,脚上是旧布鞋,身上是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毛衣。